（二）司法功能的宪法解释学重塑 传统政治化的司法理念固然无法证成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

（全文2万字，未在刊物上发表，后直接收入《宪法原理解读》一书。讲稿已经来不及修改了，但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诸如此类，几乎每篇文章的写作对自己来说都在认识上有所收获，都是一种新的学习，这样，写的多了自然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深入了。且其引领力恰到好处——2003年学校新调来两名法理学博士，于是我的法理学教学适时结束，使我在深受法理学启发之后并未在法理课上耗费太多时间，以便集中精力投入后来的宪法学研究。事实上不论我怎么认真备课，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拿出一个较好的法理学讲稿，我又不愿胡乱应付，想起自己上大学时被法理课搞得一头雾水，觉得还是重点要让刚刚接触法律的大学生们了解和掌握法律的基本常识，对法理学中的这部分内容，如法律要素、法律行为、法律体系、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等等，尽量通俗易懂地加以讲解，辅之以适当举例，不一定要讲多少深奥的理论。《宪法中的战争权》，《政法论丛》2011年第1期，16000字。）至此已经完成了原理一书的篇幅和内容。

第二天（2002年11月21日）晚上，讲座在礼堂如期举行，效果也和我预期的一样反响平平，但我已不再为此纠结，对我来说一场讲座的意义已经无关紧要了，我觉得自己的眼界已经完全不同，对宪法学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似乎过去二十年都只是在房屋外面转悠、观赏，自以为很了解这房子——多长、多宽、多高，有几个门、几扇窗，用的什么砖、什么瓦，……而现在我登堂入室了。平稳进展期（2007-2017年） 2007-2017年，在创作上基本保持着每年写10多万字的速度向前推进，其中2007年16万字、2008年12万字、2009年10万字、2010年4万字（因有几个月出国）、2011年15万字、2012年23万字、2013年15万字、2014年18万字、2015年12万字、2016年14万字、2017年11万字。）和谐权（11月）、（《对和谐权的几点反思》，《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7000字。

2001年组织学生进行民主模拟活动时，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意见，使我感到问题像泉涌似地冒出来。）8月写了宪法性法律，（《宪法性法律的性质界定》，《法律科学》2005年第1期，17000字。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勤奋写作需要一定毅力的话，那么这种毅力不太可能是临时练就的。）选举权（8月）、（《论选举权的性质》，《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14000字。

） ……（此部分略去约1500多字） 17年小结 从2000年调至中青院，到2017年随中青院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除去最初2-3年的过渡期，后14年（2003-2017年）是我学术生涯的高产阶段，在摸索讨论式教学方法、兼顾教学改革的同时，重点在撰写学术性论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高强度写作，换来了丰硕成果。）权利冲突与权利位阶（8月）、（《权利冲突与权利位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5期，9000字。

在写作这些文章的过程中，同时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监察委员会体制与机制研究（编号17BFX002)，后这些内容成为该课题的主要部分。就范围来说，面面俱到的论述往往是教材的特点，有广度而无深度。） 这一年与2004年一样，写了21万字。是为立法者的立法定规矩。

我当时对写三部曲太没把握了，在写公民权利还是写国家权力之间又难以抉择，于是决定两本同时写，不行的话就将两本合成一本（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之解读）。许多同行同事对我的高产表示惊讶，一些人对我是怎么提高自己写作水平（从不会写文章到经常发表文章）的充满好奇，我自己也想对此做些总结（不知道是否能说清楚）。）2012年一边统稿《宪法权力解读》，一边写了民主与共和，（《民主与共和》，《战略与管理》2016年第1期，20000字。也许只能再写一本，或一本都难以完成，那就留下一些零星的论文吧，反正我已经有一本代表作了。

）民主与集中，（《我国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4期，25000字。写毕又觉得风格太特别，担心被同行讪笑，几分忐忑之后最终放弃了，改为比较中规中矩的文字，这是我后来深为遗憾的一个决定。

）行政权的性质、（《行政机关的行政性与执行性》，《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15000字。）国家主席条款的修宪建议，（《关于国家主席制度的修宪建议》，《一国两制研究》2014年第4期，8500字。

至此宪法解读三部曲全部完成，对我来说这是超水平的发挥，是以前不敢想象的学术成绩。）11月写了言论自由与其它自由，（《言论自由及其相关概念分析》，《中国法制论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23000字。） 2001-2003年我还在校外承担了一些自考辅导之类的课程，对我来说这些讲课驾轻就熟，其报酬比在西安时大为提高，令我一度有些兴奋，对这类课也就来者不拒。2000年9月，我在中青院开始走上讲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新学期，对我来说是新的地方、新的开始。再次是北京较为自由开放的空气。《议会的任免权与监督权》，《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2期，5000字。

）8月写了《对我国现行宪法中阶级斗争问题的反思》。这是最高产的一年，共写了27万字。

相对于比较闭塞的西安，北京无疑提供了更适合学术研究的平台，尽管我个人不善交际，但还是较之从前更多地参加了各种学术会、座谈会、论证会，见识了各色学界大佬、青年才俊，聆听了各种宏论高见，资讯信息，……眼界为之开阔。）、《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宪法学教学改革尝试》（《法学教育：比较与反思》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

我原来觉得自己这辈子能有一本像样的学术专著就非常满足了，然而当这一任务即将完成时，依我当时的写作状态，显然不可能就此停下来，肯定还要继续写下去。《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应是准司法权》，《法治评论》2009年（下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共约27000字。

2001年无意中听在京进修的温小莉教授赞叹苏力教授的讲课精彩纷呈，我于是到北大旁听，本来是想听他的法理学，却阴差阳错地听了《法律与文学》，他在课堂上手把手地教学生们怎么收集资料，怎么解析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这些书、这些课对我讲授法理学没有什么直接帮助，但对于怎么研究问题似乎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是最累的一年，感觉非常疲惫，同时也非常欣慰——基本完成了两本书的主要部分。《论议会的权力》，《海峡法学》2010年第2期，15000字。《社团与社团外之关系》，《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12000字。

）7-8月写了宪法的制定，（《谁是制宪者？》，《法学》2004年第11期，20000字。（郭慧敏主编：《社会性别与劳动权益》，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1000字，后来收入《宪法权利解读》一书中。

那时校内的教授还很少（法律系仅2人），我作为外地一个三流学校调入的教授，是很难服众的（北京的高校一般都觉得外地教授水分很大），我自己心里明白，有压力，也无奈。）、《当代大学生宪政观念管窥——一次关于良性违宪问题的讨论》（《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资料》转载，后来良性违宪的提出者郝铁川教授（反对者主要是童之伟教授等）私下告诉我，他因这篇文章在地方人大出名了。

但讲座的前一天早上，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宪法其实主要是给立法者看的。） 此外，也结合形势写了一些论文（观点不一定附和形势），如2014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前后，就此写了近3万字。

创作高峰期（2004-2006年） 和许多三十多岁在学术上就有所成就的同龄人相比，我开窍得很晚，因此也格外珍惜，表现在甘愿放弃其他一切，专心致志地写作，一切都为学术研究让路。（本文中的有关数字可能前后有出入，因为写作时的文章字数在后来发表时可能有增加或删减，一些涉及教学的文章基本没有显示其发表状况。） 2012年对全书进行了统稿并再次得到本校的出版资助，201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三本专著《宪法权力解读》（苏燕英女士编辑，共41万字）。（《地方立法权范围》，《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3期，20000字。

）等，2013年写了备案审查、（《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财经法学》2016年第3期，19000字。后来不止一次有机会从事学院的行政工作，我都婉言谢绝了，我知道自己不善于一心二用，而只能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因此不太考虑兼顾学术和行政，这是性格使然，不贪多求大。

2003年春天非典在北京等地的流行使法学界开始呼吁尽快制定《紧急状态法》，我也马上对我国宪法中有关紧急状态的条款做了梳理，6月写出了《紧急状态中的宪法问题研究》一文（《公法评论》(第2卷)北大出版社2004年版，24000字。2006年6月将书稿发给谢晖教授，纳入他和陈金钊教授主编的《公法研究》系列丛书，经李怀德先生编辑，2007年1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专著——我自认为可以称之为学术著作的《宪法原理解读》（共38万字）。

这一年下半年我开始意识到应该选择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研究，最后出一本专著。原本赶着鸭子上架的法理课，居然歪打正着地成为我进入宪法学研究的切入口，大大地开阔了我的思维空间，最初的论文选题大都是与法理学相关的，其后的研究很多时候也保持了法理学的视角。